放下骄傲作仆人
马宏彰
被再教育的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上海。读幼稚园大班时，我家被打入“黑五类”（编者注：中国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划定的政治成分中受打击的五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爸爸遭逮捕，判刑后被遣送到安徽省的劳改农场。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纵使学业成绩好，我也没有机会考上重点学校。读中学时，所有小学、中学、大学都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停课。
初二那年，由于“上山下乡”（编者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之间，中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另一种政治运动），我被分配到云南边远之地，接受农村再教育。地远路遥，辗转到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农民，学做农活三年，住在集体户，有20几个学生被分配住在一个傣族人的土司楼。
当时的我可谓一个“热血青少年”。我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但从小被洗脑，受无神论、唯物论和政治思想严重影响，甚至愿意为那思想献出自己的生命。
直至我下乡到了农村，那里与大都会上海截然不同。虽然被遣去的农村地理条件还相对较好，水源充足，可种水稻，生活较安定，但仍看见不少社会的黑暗面。从此，我的思想清楚了，不再相信所宣传的理论，警觉自己之前很多美好的想法都是虚假的。